中国有个职业,叫评论家。这个名头颇费琢磨。按照定义,所谓评论家,就是专门从事评论的专家。想想挺有意思,在我们中间,居然还生存着一种专门从事评论的人。无论什么事,不管熟悉与否,都能迅速地铺开宣纸,呜呼一声,做起评论来。指手画脚焉,评头论足焉,凑在一起,据说就是传说中的“评论界”了。而一旦进入“评论界”,也便毫无例外地成了“评论家”。总之,很神奇,神奇得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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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江西方言里,对于子女孝顺或上进,一般谓之曰“还债”,例如“某某家的孩子真还债”,即是。此处的“还债”作形容词用,换成英文,大约是promising之意吧。倘若小子不幸,生了个忤逆的败家子,则属“不还债”或“讨债鬼”之列,作为敝父敝母,此生大约只好洗洗睡了。可见“还债”一词,彰显了老百姓对于“孝”的一种经济解读,将温情脉脉的孝文化,硬生生解构成了一个冷冰冰的前世契约,让人闻之手脚俱凉。 。。。
前几天在郑州大学《公民常识》读本评审会上,见到了慕名已久的于建嵘先生。于先生长得膀阔腰圆,威风凛凛,行状颇有湖南蛮子的气概,插科打诨,不拘一格,极具性情,的确适宜做访贫问苦之类的草根调查。与之谈及三农问题,更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概,实属难得。因为都爱吃辣,兼之对农民问题较感兴趣,因之在会议间隙,我请益良多。于先生说他立身处世有两个准则:一是不要把自己当个人物。唯有如此,方能放下身段,随遇而安;二是不要自作聪明地隐藏秘密。唯此才能问心无愧,坦荡做人。此言印象至深,颇以为然。高全喜先生亦与会,其为人极沉静随和,绝无行文中的磅礴气势。与之倾谈,颇有哈贝马斯的真诚性,极感。
从来没有去过东北。这次外国法制史年会在沈阳召开,也就咸与维新了。出了桃仙机场,在去宾馆的路上,沿途的景色渐渐有了些萧飒的秋息。汽车驶入市区,眼前逐渐开阔而斑斓起来,洋溢着现代城市的气派。在城市的深处,依旧残留着昔日工业城市的痕迹,偶尔能看到高高低低的废弃烟筒在残垣断壁中矗立着。街道两侧的老式建筑还保留着前苏联的审美趣味,沉重而威肃。空气有些灰曚,可能和阴天有关,也可能不是。傍晚时分,秋风瑟起,气温骤降,有的路人竟已穿上皮衣了。我和阿三在街头闲逛,猝不及防,一时藏头缩颈,暗暗叫苦不迭。
女人大抵爱撒点娇,这是最普通不过的。但仔细琢磨,其中的学问可谓深矣。首先,撒娇要有本钱,倘若浑身别无长物,一副隔夜面孔,长得像吊死鬼一样,却还要来撒娇,就不免“后果很严重”了。遇到古代的皇帝,恐怕小命也要搭上:长这么难看不是你的错,到朕的面前来撒娇,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文人之撒娇亦是。想当年,刘备先生三顾茅庐,孔明老弟却大撒
法学界喜欢排座次摆交椅,这是“古而有之于今为烈”的事了。这种现象除了文学界,忝列次席的,大约就是法学界了。而在史学界或其他学界,我们很少看到法学界这样:每隔一段时间,就要轰轰烈烈地评定各类“杰出法学家”。平心而
【按】昨夜,在郭光东师兄的博客上,读到何师勤华教授近日在母亲去世答谢宴会上的致辞。辞谓敦朴,意绪酽然,令人肃然动容。逝者已矣,而生者如斯。特转录于此,俾致寄悼托慰之意。谨识。
前段时间看到一则报道,武汉市育才小学少先队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,有来自澳大利亚和日本的三名学生宣誓加入了少先队。联系到几年前浙江有八位韩国学生加入少先队的报道。作为中国人我们不禁欢欣鼓舞。这说明我们的事业不仅后继有人,而且后继有外国人,实在可喜可贺。可见红旗插遍全球,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,环球同此凉热,指日可待矣。但是从现行章程来看,外籍学生究竟能否加入少先队呢?
昨天,收到成都的小毛发来的一张合影,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。我和小毛、良玉是高中很要好的朋友。良玉最大我次之小毛最小。小毛的名字很特别,和出生的历史背景有关。那时“老毛”刚刚驾鹤西去,出于纪念与寄翼,形形色色的“小毛”便应运而生了。我们在高一并不相识,进入文科班后才渐渐熟稔起来。说起我进文科班的缘由,不免好笑。高二文理分科,我和同学聂志田本准备去报理科。在办公大楼的走廊里,遇到邓小群老师。她得知我要去读理科,便找我谈话,说按照你的禀赋,是最适合读文科的。我要担任文科班的班主任,你过来做班长吧。就这么几分钟,我就变成文科生了,可见命运有时候很偶然。但我们从此成了同窗。
晚上母亲打来电话,说在读高一的侄子辍学回家了,希望我能劝劝他。“他一直很听你的话的”。母亲说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心里倏地一沉,竟不知道如何回答了。几个月前,就听说他要辍学的消息,哥哥嫂子为此极为沮丧,乃至于绝望。我便打电话给他,希望他至少能坚持读完高三,“即使一直倒数第一也无妨的”。他勉强答应了。现在他再次决定辍学,让我有些惊讶。“他没有一点读书的心思了”,母亲的口气有些悲凉,“孩子没有出息,你哥在村里都抬不起头了”,母亲说。侄子是大哥唯一的儿子,也是母亲的大孙子。我理解她的心情,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。